東西問·漢學家丨追憶伊懋可：走完半世紀“中國歷史之路”的漢學大家

記者 羅海兵

1973年，英國漢學家伊懋可(John Mark Dutton Elvin)在其首部著作《中國的歷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書中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闡釋工業(yè)革命為什么發(fā)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成為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理論基石。

1980年代初，該部著作經(jīng)中國經(jīng)濟史學泰斗吳承明先生等引介傳入中國學界，影響并啟發(fā)了一代中國學者。

如今近半個世紀過去，智者于12月19日在英國劍橋溘然辭世，令學界惋嘆。12月28日，清華大學歷史系舉辦伊懋可先生學術(shù)紀念會，追思、緬懷這位治學嚴謹、愛人以德的漢學大家。循著這些紀念聲音，一些與其學術(shù)貢獻相伴的生前往事被提起、追憶。

提出“中國學之問”

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國劍橋，并在那里獲得博士學位，但卻對中華文明情有獨鐘。他擅長中國經(jīng)濟史、文化史和環(huán)境史，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學、格拉斯哥大學、劍橋大學，1973—1989年在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史并擔任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從1990年起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任中國史和亞太區(qū)域史教授和召集人。

20世紀50年代初，15歲的伊懋可在倫敦求學，讀到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史學著作《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后受其影響寫作《中國的歷史之路》，從一個典型的歐洲人的視角看中國歷史。

與《羅馬帝國衰亡史》相比，《中國的歷史之路》意在激起新的討論，而非提供任何可以稱為定論的答案。“吉本撰寫其著作是為了證明他已信以為真的某些內(nèi)容，而我動手寫作則要檢驗那些尚未有滿意答案的問題。”伊懋可在該書中文版的自序中強調(diào)。

伊懋可在書中提出的問題是：從長期來看，中華帝國為何能長期維持統(tǒng)一而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最終分裂?前有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韋伯對中國提出“韋伯之問”，后有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對中國古代科技發(fā)展提出“李約瑟之問”，在伊懋可的學生、四川大學教授何平看來，伊懋可的提問可以比肩二者，謂之“中國學之問”。

讓中華文明更進一步

作為伊懋可在牛津大學教授的首位中國留學生，1987年何平初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次日伊懋可就迫不及待地和他見了面。伊懋可向何平談起20世紀70年代其訪問上海的經(jīng)歷，說中國是其學術(shù)圣地，并對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伊懋可(右一)和學生一起吃飯，左一為何平。受訪者何平供圖

在牛津的第一年，何平幾乎每周都要向伊懋可提交讀書報告。至今他仍然懷念老師水平極高的評論，“雖然犀利，但總是極具啟發(fā)，在思想上逐步引導我深入發(fā)現(xiàn)歷史真實，形成洞察力”。至今，何平的書柜里仍保留著在牛津大學第一學期用打字機打出來的讀書報告，上面記錄了伊懋可大量的評論意見。

對于一個西方歷史學家為何要寫中國的過去，伊懋可曾在《中國的歷史之路》自序中作答。“中國歷史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歷史中非常廣大、重要且有趣的一個部分。”

何平被授予博士學位典禮上，伊懋可坐在導師席上。受訪者何平供圖。

忽遇文殊開慧眼，他年應記老師心。“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引導我研究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治學愈久，何平感受愈深。“回想起來，他一直有意引導我如何用自己的知識和研究，讓中華文明能夠更進一步。”追憶過往，何平潸然。

厘定“中國環(huán)境史”概念及框架

何平認為，老師伊懋可的卓越之處在于，他不僅是比較文明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學者，還在不斷開拓新的領(lǐng)域。

深耕中國經(jīng)濟史、文化史之后，伊懋可研究的重點領(lǐng)域轉(zhuǎn)向中國環(huán)境史。

1990年，伊懋可率先提出“中國環(huán)境史”概念及其研究構(gòu)想。1993年，伊懋可與臺灣“中央研究院”劉翠溶教授聯(lián)袂組織召開中國環(huán)境史學術(shù)研討會，標志著中國環(huán)境史作為一個專門研究領(lǐng)域正式誕生。該會議的論文集《積漸所至：中國環(huán)境史論文集》也成為中國環(huán)境史的開山立派之作。2004年，伊懋可出版《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huán)境史》厘定了這一研究領(lǐng)域的框架，被譽為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環(huán)境史的奠基作之一。

以書為橋，《大象的退卻》中文版主要譯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梅雪芹因翻譯該部著作與伊懋可結(jié)識，曾與伊懋可有過四面之緣。

2011年10月25日，梅雪芹(右二)和伊懋可(左二)在第一屆東亞環(huán)境史學術(shù)研討會期間于臺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會場合影。受訪者梅雪芹供圖。

其中，2010年1月，梅雪芹在劍橋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期間，當面向伊懋可請教翻譯《大象的退卻》過程中的問題與困惑。“他特意從牛津老家趕來劍橋，我們在李約瑟研究所文獻室交流了一整天。”梅雪芹回憶，伊懋可耐心向她講解，并坦誠書中不足，提醒梅雪芹在翻譯時注意。

《大象的退卻》在學術(shù)界無人不知。梅雪芹指出，伊懋可從大象的退卻切入中國古代歷史之后，書寫和詮釋的則是幾千年來中國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的節(jié)節(jié)推進與野象的步步退卻之間的關(guān)系，以此分析漫長歷史時期在被稱為“中國”的這片土地上人與自然互動的變化及其得失。

伊懋可建構(gòu)的是一個包括人類和自然兩大系統(tǒng)復雜關(guān)聯(lián)的整體綜合的歷史敘事和解說框架，《大象的退卻》所映照的并非某個方面或某個門類的歷史，而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整體史，稱之為環(huán)境史當然也是十分恰當?shù)�，梅雪芹評價道。

愛人以德 學者風范

被伊懋可親切地稱為“我的朋友”的中國知名經(jīng)濟史學家、北京大學人文講習教授李伯重是早期接觸《中國的歷史之路》的中國學者之一，也是該部著作的主要譯者。在他看來，伊懋可不僅是當今西方中國史研究方面最優(yōu)秀的學者之一，還是一位以追求學問真諦為畢生使命的真正學者。

1989年，李伯重到法國講學，向伊懋可致信請教一些學術(shù)問題，令他吃驚的是，自己用英文致信，伊懋可卻用中文回信。“他的信，就像民國時代的中國學者寫的，半文半白的風格。這很不容易，在他那一輩乃至現(xiàn)在的漢學家當中都不多見，所以給我很好的印象。”由此李伯重與伊懋可開始了三十余年的友誼。

其實早在1979年初讀伊懋可的《中國的歷史之路》，李伯重即著手該部著作的翻譯工作。在更為漫長且曲折的四十余載時光里，經(jīng)4位中國歷史學者通力合作翻譯，該部著作的中文版終于今年4月出版，適逢這本書英文版問世50周年，因此也成就了國際中國史研究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2000年，李伯重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了論文《“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nóng)業(yè)革命”——對傳統(tǒng)經(jīng)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對伊懋可關(guān)于技術(shù)進步的觀點提出批評。當年6月，李伯重和伊懋可參加了一個在東京舉行的學術(shù)會議，會上兩人就此問題進行了爭論。此后，伊懋可于7月28日給李伯重寫了一篇長信，進一步闡明自己對技術(shù)進步問題的新見解，這些見解對正確認識明清時期中國的技術(shù)進步問題有很大幫助。“我覺得他的新觀點很正確，對我?guī)椭�很大，后來我在自己的著作里也多次引用了他的觀點。而且，他對批評他的意見不僅不抵觸生氣，還和批評者共同尋求更好的見解。這對于批評者，特別是晚輩批評者來說，真正是愛人以德。”李伯重回憶。

《中國的歷史之路》中文譯稿定稿后，李伯重請伊懋可為中文版作序，他欣然命筆，希冀中譯本能為中文讀者打開通向了解很久以前的中國的有趣之窗，而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文字。“紀念他，是我們應該做的。”沉默良久后李伯重低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