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初秋，天依舊熱，猛烈的陽光刺得睜不開眼，從開著空調(diào)的車里下來，沒走上幾步，冷熱不均的身上冒汗了，去“清江浦記憶館”的路上，剛拐過一個轉(zhuǎn)角，運河已在腳下，河對岸層層堆疊的石碼頭首先進入視野，碼頭邊巨石壘砌的照壁上，“南船北馬 舍舟登陸”八個大字，跟陽光一樣扎眼。
淮安的第一鏡頭定格了，對“南船北馬，舍舟登陸”刨根究底的追問持續(xù)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足夠的把握，這時候，窗外的秋天已經(jīng)很涼了。
我和照壁上的八個字，隔著幾百年的時空，那些逝去的風景和石碼頭上走過的人物，在各種零散的文字中，剛開了個頭，就下落不明了。
沿著古人走過的石板街、古閘口、河邊柳，邊走邊看，邊看邊想，也許想象可以喚醒落滿灰塵的記憶。
誰都不知道吳王夫差長什么樣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一個充滿野心的男人，拿下鄰近的越王勾踐，他的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北方，公元前486年，夫差強征十多萬人，挖邗溝，長江和淮河由此打通，這一浩大工程，不是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也不是為了改善民生，而是為了打仗，軍隊、糧草由邗溝直接運抵淮河邊末口，向西跟晉國爭奪盟主，向北干掉齊國。
那時候，吳王夫差腦子里沒有淮安這個概念，也沒想到末口衍生的北辰鎮(zhèn)為“運河之都”淮安最早奠基。
這條為打仗開挖的河，最終毀掉了四處征伐的吳國，卻孕育了一座城市淮安。
吳國的軍隊和糧草運到淮安，全部上岸，北渡淮河、黃河后，逐鹿北方。“南船北馬，舍舟登陸”應(yīng)該是從吳王夫差時就開始了，最起碼，南船至此，必須舍舟登陸，邗溝挖到淮安就停下了。
隋煬帝楊廣名聲不好，他是歷史上被黑得最慘的一個皇帝，唐人修史，說楊廣殺父兄篡位，這顯然是為唐王推翻隋朝尋找合法性，所以，隋煬帝越殘暴越好，就連開挖大運河這一個震驚世界的偉大壯舉，也被構(gòu)陷為到揚州賞瓊花看美女。我在徐州聽過揚州大學大運河文化研究院黃杰教授的講座，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隋煬帝要想去揚州看美女，隨時可以去，何必要花六年時間挖一條河。”
唐朝的政治制度完全照抄隋朝，包括隋煬帝首創(chuàng)的中國科舉制度，但唐朝官方輿論中，不能容忍一個被推翻的帝王擁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強大的執(zhí)政能力。
相較于197公里的邗溝，隋朝大運河2700公里，比如今的京廣鐵路還要長500公里，隋朝大運河在軍事之外，功能延伸到了政治、經(jīng)濟、交通、文化、民生等各個領(lǐng)域，這時候，黃、淮、運節(jié)點上的淮安，就由早先熱鬧的集鎮(zhèn)，演變成繁華的都市，行政上叫楚州。都市化的淮安是隋唐大運河運來的，是隋煬帝無心插柳插出來的。隋唐的秋月春風下，楚州城里行走的不只是身穿鎧甲手握劍戟的軍人，還有熙來攘往的商人、旅人、文人、洋人，盛唐時代，楚州開元寺、龍興寺舉辦廟會，廟前人山人海，海內(nèi)外商人蜂擁而至，阿拉伯、伊朗、韓國、日本等外國客商不遠萬里趕來貿(mào)易，“連檣月下泊”、“千燈夜市喧”，白居易到淮安品嘗美食、美景后，在習習河風、依依楊柳的暗示下，感嘆楚州是“淮水東南第一洲。”
從隋唐都市興起，到明清鼎盛天下，可以這么說，是“南船北馬，舍舟登陸”成就了淮安。
運河由淮安往北，黃淮運交匯，水位跌宕，水流復雜，通行緩慢，危機四伏，斷攬沉船的事故每年數(shù)百起，漕船、商船到淮安，先卸下貨物，船過幾道閘門后，再裝上貨物繼續(xù)向北，上水過閘七天，下水過閘三天，俗稱“上七下三”。2700公里大運河黃金水道里每天正常行駛著2萬6千多只船，漕船、商船每天在淮安停泊、轉(zhuǎn)運的船只一千多艘，船員、纖夫在淮安“舍舟登陸”的超過三萬人;南來客船到淮安也一律上岸，渡淮河黃河，到王家營換乘馬車北上，遇進京趕考年，南方各省學子蜂擁而至，王家營的驛站和旅店里擠滿了人，百多家車廠、騾馬廠、鏢師局，生意火爆，“每到凌晨，王家營千車齊發(fā)，桑車榆轂，聲聞數(shù)里，煞是壯觀。”明清鼎盛時，沿河兩岸，五十多里的淮安城每天客流量超過五萬。雍正年間淮安關(guān)監(jiān)督有個叫鄂喜的人，他在一篇上呈的公文中寫道：“淮郡三城內(nèi)外，煙火數(shù)十萬家。”現(xiàn)存文獻中沒有準確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一說當時淮安有九十萬人口，一說五十三萬，即便五十三萬，也是那年頭中國的特大城市，運河邊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是運河“四大名都”，相當于現(xiàn)在中國的北、上、廣、深，是國際化大都市。
南方來的船，北方來的馬，全都在淮安換乘交通工具，淮安是人員中轉(zhuǎn)站，淮安是物資集散地;淮安是漕運商船的碼頭，是南來北往的驛站;是窮人闖蕩謀生的江湖，是富人揮霍享樂的天堂。康熙、乾隆六下江南，與所有船只一樣，從御馬頭登陸，品嘗淮揚美味，考察河道和漕運工程，題字賦詩，不亦樂乎，乾隆第一次到淮安，就給河道總督署“清宴園”題寫了“荷芳書院”，康熙乾隆前后題碑刻15處。
明清河道總督、漕運總督駐節(jié)淮安，還有淮北鹽運分司、淮安督造船廠、淮安榷關(guān)也設(shè)在沿河兩岸，通常文獻中一致認定， 是朝廷強大的行政介入夯實了淮安強大的城市實力。而在這之外，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就是獨特的“南船北馬，舍舟登陸”的淮安轉(zhuǎn)運模式，為淮安集聚了千百年人氣，營造了千百種生活氛圍，涵養(yǎng)出千百態(tài)都市氣息，幾何級地拓寬了城市空間，激發(fā)了城市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城市的核心價值是人，每天“舍舟登陸”的人魚貫而入，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商人、文人、藝人、勞工、廚師、纖夫們共同建筑了繁華的淮安城。
“南船北馬，舍舟登陸”不是人為設(shè)計，它是淮安特殊地理位置決定的，是運河獨特的水文生態(tài)賦予的�；窗彩腔春忧貛X南北分界線的終端，是東西南北的交通關(guān)節(jié)。南方漫長的雨季里，淮安往南，陸地道路泥濘，朝廷公文和驛道車馬緩慢運轉(zhuǎn)，有時幾天十幾天都寸步難行，而運河上，風雨無阻，水漲船高，速度快，效率高，江南各省的糧食、貢品，商品、旅人，統(tǒng)統(tǒng)乘船北上。1790年徽班進京為乾隆祝壽，徽班班主高朗亭帶60多演員從揚州出發(fā)，由運河乘船到淮安，登陸上岸，連演三天，再改乘馬車趕往北京。淮安向北，北方干燥少雨，驛道上車輪滾滾，塵土飛揚，旅人、商人，荷載較輕的土特產(chǎn)品、小件商品由水路轉(zhuǎn)運陸路，省時省力省錢，北方運河里，以漕運和區(qū)域商運為主。北方乘車馬過來的客商、旅人，到淮安下馬乘船南下，與北上如出一轍�；窗簿拖褚粡埦薮蟮木W(wǎng)，南來北往的商旅掮客，一網(wǎng)打盡。
不像如今在機場、高鐵站換乘，哪怕早走十分鐘，也要改簽，人們總是匆匆趕路，那時候“舍舟登陸”淮安，少則三五天，多則一兩個月，過閘“上七下三”，枯水季節(jié)，航道變窄，等待過閘的船擠在運河上，綿延幾里，甚至幾十里，要確保漕糧運到北方，商船和客船必須讓路，秋冬季節(jié)，停泊在運河上成千上萬的船只將運河填平了，沿岸幾十里的淮安城里擠滿了船工、商人、旅人，十里長街燈紅酒綠、歌舞升平，酒樓、茶樓，澡堂、教堂，旅店、車店，終日人滿為患，奢靡享樂的欲望彌漫在大街小巷，醉生夢死的表情由此及彼。“行船跑馬三分命”，登陸后的客人需要放松，需要放縱，需要享受世俗的歡樂與溫暖，“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門燈火夜如晝”，是當時徹夜狂歡的真實寫照。淮揚菜兼容南北口味，以鮮美為主調(diào)，千百年浸淫，菜品被淮廚們推向極致，黃鈞宰《金壺浪墨》里記載：南河總督署每次設(shè)宴，要擺三天三夜，上菜一百多道，豬肉有50多種做法，一盤腰眉肉，要殺幾十頭豬，一盤鵝掌要殺上百只鵝，吃駝峰，得殺三四只駱駝，官方窮奢極欲，市井不甘其后，石碼頭一帶的十里長街，酒樓密布，四大名館之一“玉壺春”里的“軟兜長魚”、“獅子頭”、“蟹黃湯包”等由民間走向?qū)m廷，康熙乾隆在淮安吃飽喝足了淮揚美味后，朝廷不跟淮安要錢要糧，而是要“廚子”，每年要推薦幾位名廚進宮做御膳。淮安除朝廷“要廚子”，外出做官經(jīng)商“帶廚子”，達官貴人圈里還流行“送廚子”。開國大典時，淮安名廚張文顯等一批淮廚借調(diào)北京，參與籌備國宴。
“南船北馬，舍舟登陸”千百年一如既往，是淮安精致完善的配套服務(wù)，留住了客人，來了就不想走，成語叫“樂不思蜀”。
淮安有一百一十七處豪宅名園，除“清宴園”是公款建成的河道總督署，其余都是私家園林，鹽商程鏡齋的荻莊、程純?nèi)实耐砀蕡@、程眷谷的柳依園，是徽商的園林，我老家的徽商在淮安是最大的商幫，“新安商會”也是實力最強的商會。這些乘“南船”而來的安徽老鄉(xiāng)，“登陸”后就在淮安落地生根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離開淮安后，我一直在尋找和追問“南船北馬 ， 舍舟登陸”的意義，在這篇文字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我似乎有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答案：淮安因運河因漕運而興，因“南船北馬舍舟登陸”而盛。
許春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