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這個話題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實際上是要談什么是好文章，同時又牽涉到什么是好書。這本來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事兒�，F(xiàn)在還要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一種抽象的高度，探討書評的“標準”和“品格”，難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兩三千字，顯然，想完全講清楚、說透，不大容易。當然，從另一方面說，也正因為對這個問題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討論的必要。我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系統(tǒng)研究和高明見解，有的只是讀書和工作中遇見的一些實例，以及由這些實例和一些流行說法不一致而產(chǎn)生的困惑。
關(guān)于書評，我們經(jīng)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書評是評介好書的，要把好書推薦給廣大讀者。一般來說，這話當然不錯。我們在報刊上看到的大多數(shù)書評，也都是如此。但如果從宏觀的意義上來概括一個“好書評”的總的概念，這種說法就需要討論了。從總體上講，我甚至認為，這個說法是對書評的一個最大的誤解。因為有許多書評，就是專門批評的，而且很有價值。俞平伯評豐子愷《子愷漫畫》，就是一頁一條地挑毛病。但這些意見，我們今天讀來也仍受啟發(fā)。《文藝研究》雜志有個書評欄目開了十余年了，其中的書評就多以批評性的為主�！稓v史研究》1998年第1期，發(fā)表葛劍雄、曹樹基的長篇書評《是學術(shù)創(chuàng)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評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tǒng)計資料研究〉》，指出楊著錯誤過多、漠視他人研究成果等問題，認為這部長達370萬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八五’重點科研項目成果”從“總體上說是不合格的”，是“一個基本失敗的課題”。這篇書評一萬多字，列舉了許多硬邦邦的證據(jù)，主題就是批評。書評發(fā)表后，學界震動，但普遍稱好。李伯重先生甚至專門就此話題寫了長文，經(jīng)我手發(fā)表在《中華讀書報》，李先生認為葛、曹這篇書評“使我們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來對國人違規(guī)行為進行懲戒的尷尬，確實為我國人口史學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們應當為此感到慶幸才是”。所以說，評介好書或評書“之好”，只是書評的一部分。好的書評，并不就是“好書之評”，也不就是“評書之好”。
也有人說，評論要全面、客觀——這也不盡然。周作人1927年寫過一篇文章《談〈談談《詩經(jīng)》〉》，通篇批評胡適的《談談〈詩經(jīng)〉》。此文被收入鐘叔河編訂的《知堂書話》，可見算作書評，沒有大錯。周氏此文評論胡適的解詩“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見漢口有些紗廠的女工的情形，卻忘記這是二千年的詩了。倘若那時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說太史坐了火車采風，孔子拿著紅藍鉛筆刪詩了”。——您看，連諷刺帶挖苦，這能叫客觀嗎?而且，對胡文其他方面的貢獻和長處，周氏幾乎一句沒提，顯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謂“客觀”一說，也要看對誰而言。當年受葛劍雄、曹樹基批評的那位學者，就認為葛、曹這篇書評一點兒也不“客觀”，而是“學閥、學霸作風”。據(jù)我近30年當編輯的觀察，書的作者絕大多數(shù)都認為評論家對自己著作的熱情肯定、高度評價都是客觀的，而且，評論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評價得越有高度，被評論的作者就越會認為這篇書評非�？陀^。你把他比作魯迅再世，他也大都會認為比較客觀，雖然口頭上會說過獎，但絕不會憤怒。在我們旁人看來，大多數(shù)批評都是比較客觀中肯的，雖偶有言辭尖銳、刻薄，但所論事實大體不差。而許多溢美之詞與所評之書的實際的距離，要遠遠大于批評之于被批評者偶爾之偏差的距離。但我們在現(xiàn)實中看到的情況卻是，大多數(shù)被批評者對于批評，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譏、惡語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訴諸法庭;可對于明顯過分拔高的表揚、贊美，讓人肉麻的諛詞，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見到過作家怒斥評論者嚴重失實、惡意誹謗的，當然更沒有見到有人憤而將過度嚴重的贊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壞”等價值判斷的問題，都是相對的，都有一個在什么意義上、對誰而言的前提。這個前提不明確，許多問題討論不清楚。不同的人，對書評的期待、要求和標準都是不一樣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傳，作者希望聽到社會反饋和有價值的專業(yè)意見;讀者呢，一般讀者希望通過書評了解書的大概內(nèi)容和特色，而專業(yè)人士則關(guān)注書評所討論的學術(shù)問題。這些要求深淺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異，很難同時滿足。
內(nèi)容來源：《文藝報》 作者：祝曉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