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曼：寫出《西行漫記》姊妹篇《北行漫記》

哈里森·福爾曼是美國著名記者、作家、攝影家、探險家，曾于20世紀30至70年代多次來中國，足跡遍布上海、南京、北京、沈陽、蘭州、重慶、廣州、河南、臺灣、香港、澳門等地，曾三次進入青海、甘南藏區(qū)，兩次赴陜北，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用相機和攝像機拍了上萬張反映各地社會面貌和時代變遷的照片，尤其是還拍下了很多極為珍貴的影像記錄，為研究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各地建筑風貌、風土人情提供了寶貴資料，并在《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等有世界影響的媒體上發(fā)表了大量中國軍民堅持抗戰(zhàn)的新聞報道，出版了《穿越禁地藏區(qū)》《西行漫影》等多部關于中國的著作，其中尤以被譽為《西行漫記》姊妹篇的《北行漫記》最為著名。

“現(xiàn)代馬可·波羅”

1904年，福爾曼出生于美國威斯康星州，他從小酷愛藝術，先后在兩所美術學院就讀，1929年大學畢業(yè)，主修東方語言專業(yè)，為日后來華打下基礎。1930年，福爾曼來華從事飛機銷售、飛行員培訓工作，1932年開始從事新聞報道，為多家媒體撰稿。他克服種種困難前后三次赴藏區(qū)探險，到了青海塔爾寺、甘南拉卜楞寺，見到了九世班禪、五世嘉木樣活佛等藏族人士，拍攝了數(shù)以千計寺廟建筑、宗教活動、風俗習慣的照片，對藏區(qū)研究很有幫助。

福爾曼熱衷歷險和攝影，他在《追尋地平線——現(xiàn)代馬可·波羅的冒險》一書的自序中闡釋了自己的旅行志趣：探索、冒險、遠方。他走遍了世界五大洲，從北非沙漠到秘魯印第安人遺跡，從澳大利亞海岸線到蘇聯(lián)克里姆林宮，用相機真實地記錄了“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德國閃擊波蘭、河南大饑荒、解放上海等重大歷史事件，被譽為“現(xiàn)代馬可·波羅”。

福爾曼見證了日軍燒殺擄掠的罪行，指出他們“兇暴到了極點”，親眼所見的就有：“曾經(jīng)繁華熱鬧的南京城空無一人，一眼望去都是被炸彈損毀的斷壁殘垣，被日軍炸毀的鐵路大橋傷痕累累，處處是凄慘破敗的景象”;“所見到的只有被燒焦的廢墟和廢棄的城鎮(zhèn)村莊。街道上尸橫遍野，附近的小溪堆放著數(shù)百具尸體。所剩無幾的房子失去一切值錢的東西……”

1943年初，福爾曼和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前往大饑荒的河南，目睹了災民餓殍遍野、流離失所的慘狀，拍了許多反映災情的照片并面呈蔣介石，揭露了日軍侵略和國民黨腐敗無能導致慘絕人寰的悲劇。面對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福爾曼在記錄歷史的同時，也給予了深切同情。

到陜北采訪中國共產黨軍隊

1937年，福爾曼來到陜北蘇區(qū)，分別見到了彭德懷、賀龍等中共高級將領，拍下了大量中國工農紅軍奔赴抗日前線的照片。在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紅軍不僅有炮兵、騎兵、自行車隊，還有展示航母、潛艇、飛機等最新武器的掛圖;士兵們不僅讀書看報，還打門球、籃球和網(wǎng)球;特別珍貴的是還可以看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歷史場景。

彭德懷在回答福爾曼提問時指出：和日軍作戰(zhàn)隨時都有可能，但我們已準備作戰(zhàn)。我們的士兵都明白為何而戰(zhàn)，這正可彌補武器的不足。同時，我們也有龐大的人力做后盾，有作長期消耗戰(zhàn)的必要資源。

七七事變爆發(fā)時，福爾曼正在賀龍部隊的駐地，賀龍對福爾曼講道：我們的士兵不怕日本人，我們不管蔣介石及國民黨是否贊同，我們愿意同日軍作戰(zhàn)。

7月8日，福爾曼在萬人集會上發(fā)表演講，他表達了第一次接觸中國共產黨的感受：就我所見，紅軍并非過去十年間世界新聞報道的那樣，他們是裝備優(yōu)良、訓練有素、紀律良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追求。首次陜北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給福爾曼留下了“勇敢、堅定、樂觀”的印象。

感受到 “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支持”

在歐洲報道過德國閃擊波蘭的新聞后，福爾曼于1940年再次來華。敵后根據(jù)地在抗擊日軍侵略的同時，還面臨國民黨嚴密的軍事包圍和經(jīng)濟封鎖。他對國共兩黨沒有偏見，但總無法相信國民黨對共產黨“背信棄義、拒絕抗日”的指控。為了解真相，1943年11月，福爾曼率先向國民黨當局提出赴延安采訪的要求。經(jīng)過各國記者的共同努力，國民黨終于在1944年4月同意了他們赴延安的申請，組成了包括福爾曼在內的21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6月9日，參觀團一行到達延安，通過實地走訪工廠、機關、學校、醫(yī)院等部門，深入了解陜甘寧邊區(qū)各方面情況。福爾曼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在回答關于中國共產黨應否改換名稱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我們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稱。重要的是內容與實踐，而不是稱號。通過觀察，福爾曼認為，毛澤東和普通老百姓一樣樸實，是“一個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福爾曼對延安的經(jīng)濟活動、鄉(xiāng)村民主、生產運動等進行了深入采訪和全面觀察。他看到邊區(qū)大搞生產自救、減輕農民負擔，得出了“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的結論，延安“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喜歡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種”。他還目睹了共產黨領導人和八路軍參加大生產運動，“生產運動不只是在老百姓中開展，部隊也參加了……正是與人民的這種魚水之情，才使得八路軍在這場靠繳獲或土造的武器進行的戰(zhàn)斗中，能堅持下來”。春耕時軍隊幫農民耕種，收獲時軍民也一起勞動，通力協(xié)作、相處和諧。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贏得了人民的支持”。

8月中旬，福爾曼等前往晉綏邊區(qū)參觀。他在日記中寫下“我親眼看到晉綏邊區(qū)人民和抗日軍隊間的摯情，深為這種軍民團結的熱烈氣氛所感動”。9月，他來到晉綏第八軍分區(qū)，在前線親歷戰(zhàn)斗，不僅見證了八路軍頑強作戰(zhàn)、俘虜敵人的英雄事跡，還看到了人民群眾拿各種食品慰勞八路軍，認為這是前所未見過的，也正是八路軍的力量所在。9月21日，福爾曼在汾陽前線八分區(qū)慶功大會上發(fā)表講話：“過去有人告訴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今天這些謠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zhàn)，人民熱愛八路軍。”

10月下旬，福爾曼一行由晉綏邊區(qū)返回延安，不久又回到重慶。1945年，福爾曼的《紅色中國報道》一書在美國出版(后譯為《北行漫記》)，成為一部研究中國的紀實文獻。福爾曼既是赴延安采訪的發(fā)起者，又是參觀團中把見聞寫成書出版的第一人，為打破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污蔑和封鎖，把解放區(qū)真實情況向世界人民介紹作出了貢獻。

1973年，福爾曼在闊別20余載后再訪中國，葉劍英、王震等接見了他，他表示：“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我很高興看到中國在各個方面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愿意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貢獻。”這次他重訪北京、上海、廣州、陜北、河南等地，拍下了許多展示新中國建設成就的照片，反映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年，福爾曼在紐約逝世，中國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副代表賴亞力向其家屬致信慰問，對他為中美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誼作出的巨大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吳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