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散文大家，六十歲之前卻寫得很少。1950年之前的散文，有現代主義之風，段落很長，夾雜著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意識流和懸想，受到沈從文《燭虛》《潛淵》一類散文的影響，但還處在學徒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間，寫出了《國子監(jiān)》那樣的佳作，好東西仍不多。其間寫得最好的，也許要算《汪曾祺全集》第十二卷所收的書信。此前寫給好友朱奎元的信最多，青春的躁動、苦惱與無病呻吟占了不少篇幅，后來的書信則已洗掉了那些滯澀而多余的傷感，很接近后期散文平淡樸實的風格了。書信卷收錄了1972至1979年寫的十封信，有八封寫給朱德熙，后來發(fā)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散文，如《葵》《薤》《棧》等，已經完成了，從中可以看到汪曾祺散文的一些特殊趣味和寫作動向。
這些書信中的汪曾祺，好讀雜書。他寫給朱德熙的信里，提到一些自己讀的書，其中包括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最后五分鐘一出獨折戲附北平語調的研究》，津津有味地讀了一遍，說“這真是一本奇書!”為了研究“花大姐”，把《中國經濟昆蟲·鞘翅目·昆蟲科》讀了一遍。要研究日常植物，花了很多精力讀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及其長編。他對吳其濬的這本書評價很高，對他很佩服，認為這本書不單單是材料翔實，“文章也寫得好，精煉而生動，既善于體物，也工于感慨”。汪曾祺后來寫了很多與草木有關的散文，這不是偶然的。
早在1947年，他就寫過一篇《昆明草木》，表明他很關注草木，熱愛自然中的花草樹木。后來漸漸把這個趨向發(fā)展出來，成為了自己的一個特色。除此以外，他還讀了《戰(zhàn)國文字研究》《漢語詩律學》《水滸傳》以及諸多筆記、農書、醫(yī)書，書信中提到的就有《清異錄》《夢溪筆談》《齊民要術》《本草綱目》等。下放到張家口，他居然在當地的一個書店里買到了《癸巳存稿》《十駕齋養(yǎng)新錄》《容齋隨筆》，這真是上天的垂青，把你送入不能再糟的境地的時候，還給你留下點精神資源，就看你能不能有福氣領受。他對生活的艱難是有準備的，到沽源去——他稱之為“效力軍臺”——隨身帶的是《夢溪筆談》。還有一些書，比如宋代詩話以及《閱微草堂筆記》等筆記，對他影響也很大。一個人讀什么書，常�？闯鲆粋�人的趣味和學識，倘若沒有前面提到的這些書，我們很難想象他會成為后來的汪曾祺。
他常常勸那些新銳作家多讀古典的東西，勸那些舊派作家多讀些現代派的作家，在他看來，二者融合是很重要的。他對于自己雜家的身份，有其自覺性，說自己是兩棲類作家，同時主張兼收并蓄，作家的興趣和知識都要更廣一些。他有一篇《談讀雜書》，說起自己讀書沒有系統(tǒng)和目的，常看的是有關節(jié)令風俗、方志游記之類的書，講正經學問的也看，書論、畫論也看，講驗尸的雜書也看。這些書，既可以使他獲得很好的休息，也可以增長知識，還可以學習語言，甚至從中領悟到一些寫散文、小說的道理。他愛買常讀的，多是廉價書，但是卻從中獲益很多。讀書這件事，不一定要讀善本，善讀的人總是能從各種各樣的書里受益。汪曾祺常提起的書里，有一本是萬有文庫本湯顯祖評本的《董解元西廂記》，字大，紙厚，湯顯祖的字“秀逸初似陳老蓮”，一直視為珍寶的�？梢娝钦婺茏x書，能夠識得真貨，讀得進去。
在動蕩的年代里，汪曾祺一邊讀雜書，編劇本，一邊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對一菜一羹、一花一木、一字一義興致盎然。他好琢磨吃，好飲酒，天性散淡，炒二三十顆白果，就可以過半斤黃酒。做了新菜，先寫信告訴朱德熙，然后請他來嘗一嘗。比如“金必度湯”“油條塞肉”“昆明的油淋雞”，都在書信里提到了。汪曾祺對古代飲食文化感興趣，對相關的筆記文獻，比如《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陶庵夢憶》等，也很熟悉。一談起吃來，人就特別來勁，甚至想在退休以后搞一本《中國烹飪史》。這書要是寫出來，一定有意思。他寫起吃來，并不是要教人做菜，而是有一種魏晉人的氣韻，平淡里蘊蓄著深情，連上街買個菜，也老有腔調。他是個知味的人。
有些人的散文如水，有些人則善于翻跟斗、玩花樣，有些人則像說相聲的，善于抖包袱，說機靈話兒，汪曾祺的散文則如窖藏了大半輩子的醇酒，消盡人生的火氣，簡練而淳樸。這實在并不是容易達到的境界。老的人很多，淡的人很多，簡單的人也常見，淡而實腴、質而實綺的好文字，究竟不多。簡練淳樸，就是如“刀切水洗”得一般，但又含蓄深沉，有后味兒，這首先表現在汪曾祺散文的文字上。關于散文語言，汪曾琪說的不多，其實他關于小說的某些提法，也適用于散文。比如他說小說的語言就像揉面，一字一句，要“痛癢相關，互相映帶”，要自鑄新詞，要看似不經意而實際上經過了仔細推敲，卻又不著痕跡。對散文來說，這正是極高的要求。偶爾談及散文，也只是說要接受古代散文的傳統(tǒng)，不要老是抒情，而是寫得平淡、自然一點。他熟悉古代筆記，也明確說過他的散文繼承了“一些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tǒng)”，有些篇目留有歸有光、張岱、龔自珍等人影響的痕跡。這是他散文中文雅的一面，但不炫富，不掉書袋子，也不生吞活剝。比如他說自己的《天山行色》是龔定庵體，有《說居庸關》的筆意，實際上后者戛戛獨造，奇詭不俗，前者分行分節(jié)似亦近之，或驚或奇，而味則歸于平淡。汪曾祺的獨得之處，是他熟稔戲曲唱詞和民間歌謠，能寫之，能賞之，甚至打算要跟它們鬧鬧別扭，做些改革。這個目的雖然沒有達成，卻從中吸收了很多俗言俗語以及關于節(jié)奏、韻律的營養(yǎng)，在當代作家中是很獨特的一種語言修煉。這是他散文語言中俗的一面，卻從沒有流于低俗或過度�？梢哉f，他的散文語言文白雜糅，準確，有韻致和味兒，如話家常，人人可讀，但又不易讀。
汪曾祺的散文并非一味平淡，不問是非，“只是表面看來，寫得比較平靜，不那么慷慨激昂罷了”。他對風景與物性之美的描寫，對平民悲歡、文士喜樂、歷史吊詭的書寫，本身即是愛憎的體現。談起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歷，汪曾祺屢次說到他年輕時受到西方現代派的影響，受到契訶夫、阿左林、伍爾芙、紀德等人的影響，只是后來逐漸轉向了現實主義和民族化，才寫出了后來的那些小說和散文。從根柢上來說，他的散文是古典散文和現代散文的兩個傳統(tǒng)孕育出的最美的果實之一。他的文字，古人受歸有光的影響甚深，今人受沈從文的文風影響不小，但主要是獨得，與其他名家都有些異樣。他所謂的“現實主義”，主要指的是扎根于個人經驗，用老百姓的語言簡單質樸地表現生活和人。他六十歲以后寫散文的時候，有些人已經死去了，有些風景已經消失了，有些風俗已經更改了，有些遺跡已經不可能恢復了……就像他在一篇小說里說的：“很多歌消失了。”于是他用筆來造像。一個雕塑家用青銅、石頭造像，一個作家用文字，這常常比青銅和石頭要持久。汪曾祺的散文，并不注目于當下，而是專注于那些消失的“歌聲”和美，懷念那些已經死去的師友親人，描述自己曾經品嘗過的食物或友情的味道，為已經看不見的花花草草、菌菇樹木留下一些剪影或記憶，為時過境遷的高郵、昆明、東西南北的風土人情造像……汪曾祺曾說，散文的特點就是在寫的時候常常想到人，也就是要“此中有人”，那些人總是盈溢著一種特殊的意蘊與風度，令人緬想沉思。他也寫了一些風景游記，其中也不乏佳作，但總體上無法和他寫人懷舊的那些東西相提并論。自然風景是偉大或柔美的，但自然風景只有嵌進了人和人的靈魂才更偉大，所以汪曾祺很少單純寫景物，即便是在寫邊疆風物的時候，也要將林則徐、洪北江這樣的人融進去，擴展了散文的容量。他的散文有人味兒，寫的是“美”和“健康的人性”，有生氣、哀苦和歡樂，“昆明憶舊”“逝水”“早茶筆記”等專題皆是如此;有一些則是“工感慨”，如晚年關于裘盛戎、韓復榘、于會泳等人的短文，感慨里每每蓄著同情。他的散文的“現實主義”，歸根結底是一種抒情的人道主義。
古人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汪曾祺大概要算一位知味者了。所謂知“味”，并非指食物的味，而是指知“道”、知世、知心。他的散文之所以“余味日新”，如陳年的醇酒，恐怕是由于這個原因。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張憲光
